(此文公开发表于“陕西党史”2010年第3期)

西安事变期间，红军为配合东北军、西北军阻击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西安，应张、杨二将军的请求红军主力星夜兼程赶到西安以北的泾阳、三原、耀县一带，军部驻扎在泾阳的云阳镇，随时准备迎接国民党军的进攻。

西安事变后，学校暂时停课，人们思想活跃，涌现出一批爱国青年，他们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政治主张，反对学生只“埋头读书，勿谈国事”的谬论。一天，有位家在泾阳的同学说：在泾阳云阳镇一带驻扎着好多红军，驻地到处都写着抗日救亡的标语。我找到西农附高学生张承辕（我们当时都是进步组织“读书会”和“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商议，咱们组织一个参观团前往云阳镇，了解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因为以前国民党政府宣传共产党是“暴徒”，红军是“赤匪”。张表示同意，由我联络大学部，张承辕联络附高部。由于师生对红军的仰慕，大约在 1936 年 12 月 25 日 由我和读书会的王伟生领队，去的人大都是读书会、学生自治会的进步学生和一些思想进步的教职员工。因“参观团”名字过激，后改为“慰问团”。

为了保密起见，规定大家分散上火车，下车后三三两两结伴去泾阳，过了泾河再集合。到了泾阳，过了泾河经查人数大约50人左右。快到云阳镇时打出事先做好的慰问团大旗整队前进。这时红军派了两个同志来迎接。到云阳镇约下午三四点钟，接待我们的是红军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朱瑞主任把我和王伟生叫到一个房间，详细了解了我们这次慰问的目的，我们把学校的情况和慰问的同学做了简要汇报。朱瑞说：“你们是我们长征以来第一次接待的大学生，我们十分高兴，热烈欢迎你们”，并对这次慰问活动做了安排，说同学们远道而来先吃饭后参观战士们的连队，天黑后安排贺龙总指挥和大家见面。吃饭时我们每十人围着一个菜盆，一人两个窝头，一碗玉米糁。可见红军当时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参观连队时，时值隆冬，战士们衣服、被褥相当单薄，没有棉鞋穿，穿棉裤的也很少，大部分只穿一件薄棉衣而且打着补丁。但战士们的精神都相当饱满，男女歌声此起彼伏，到处都是团结抗日、不做亡国奴、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标语。

晚上，红军为了迎接慰问团，在一个戏台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把不大的戏台点照的通红，慰问团的成员围着篝火席地而坐。这时来了几个红军战士和同学们拉起了家常，大家都在等待着贺龙总指挥的接见。当朱瑞主任给大家介绍已经和大家坐在一起和大家拉家常的贺龙总指挥时，同学们都十分惊讶，面前的这位红军总指挥除了手拿烟锅外，其衣着打扮和普通战士没有两样。朱瑞同志向我和王伟生招手，让我们坐在贺龙总指挥两边并作了介绍。贺龙总指挥说：“感谢你们大学生来这里慰问，这里条件差，比不上你们学校，你们是大学生。”他指了指朱瑞“他也是大学生。留学法国，去过几个国家，学生物的，不但是个科学家，还是一个政治家”，大家好奇地望着朱瑞主任，想不到红军中也有文化水平很高的大学生呢。接着贺龙总指挥和慰问团的学生们一一握手，问了姓名、年龄，讲了抗日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红军的抗日政策。其中讲到共产党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不打内战共同抗日；我们共产党不但要打军事仗，还要打政治仗；我们目前人还不多，队伍不大，只要我们一致抗日，我们的队伍会不断壮大的。当慰问团的同学问红军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时，贺龙总指挥笑了笑幽默地说：“蒋介石是我们枪械弹药的运输大队长喽”。在座谈过程中，周士弟参谋长、朱瑞主任也不时插话了解慰问团的情况。当慰问活动接近尾声时，好多同学表示要留下来参加红军，贺龙总指挥表示：参加红军是好事，我们这里也需要有文化的人，你们回去考虑好，把你们的事情安排好再来，我们红军随时欢迎。

第二天起床后，部队因为有紧急任务，半夜已经出发，留下一名干部和慰问团告别，这位干部找到我转达了朱瑞主任对慰问团的问候并要求我们尽快离开这里。之后，我和王伟生商量回校还是以分散为好。

这次慰问给西农进步力量的成长，为以后抗日救亡工作的进展进一步打好了基础，慰问团回校后把红军的抗日方针，官兵一致、艰苦卓绝奋战在抗日前线的事迹广为宣传。改变了国民党宣传的共产党是“粗暴无知之徒”，红军是“赤匪”的看法。在校读书，不忘国难，在贺龙同志“随时欢迎大学生参加红军”的感召下，学生党员李焕章和进步学生曹正之、张连举、石羡之等投奔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黄荣弟、吴成群、赵相如等15人赴山西参加战地服务团。他们都直接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